《国际循环》：关于普拉格雷，在原来的TRANSTANT研究中，它的抗血小板功能是强于氯吡格雷，但是出血副作用也比氯吡格雷强，所以在CHANLANGE研究中，对于高龄大于75岁的患者和体重较轻的患者，采用5毫克的小剂量，看这个剂量的抗血小板获益及出血风险的平衡。中国患者很多相对来说体重比较轻，对于这个您有什么看法？它对中国患者有何特殊意义？
胡大一教授：对于中国患者还是需要等到试验结果出来，看看是否和试验设计者的预想是一样的。例如达比加群对比了150和100毫克，美国FDA批准的是75毫克。我觉得这个很难预测。研究者的设想和真正落地后的情况，可能会还需要对中国的人群进行亚组分析，也结合其他人种的小体重，因为我还不知道结果，无法进行评论。
　《国际循环》：从总体来说，中国人群和西方人群存在基因型的不同，您认为在抗血小板方面，我们中国人群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胡大一教授：我觉得从药物治疗方面，从华法令方面还是有区别。但是在国内我觉得更多的是二次差别，就是达到抗凝强度的剂量差别。这些东西都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大家觉得β阻断剂的耐受剂量到底是多少，是不是中国人总是存在差异，不能耐受指南推荐β阻断剂。可是从很多国内临床试验来看，认真调整剂量，多数患者还是能够耐受指南推荐的剂量。到底是种族导致的基因多肽性问题还是医疗服务体制不同，中国目前很多问题还是体现在医疗体制服务方面。中国医疗服务体制是非常落后的，实际上特别是心血管领域，是片面追求支架，追求技术，心血管领域基本上是没有服务的一个医疗体系。比如心脏康复服务基本不存在，二级预防是非常无需的状态，我不讲什么基因多态性和种族差别。中国人能够回家坚持服用抗您要药物的只有60-80%，坚持他汀类药物的只有1.7%，大家一方面在种族方面寻找基因的差异，另外一方面忽略了人类共同的问题，缺乏建议一个以患者为中心，温馨关爱的服务体系。医疗不仅仅是支架，是药片，医疗更多的是服务和关爱。中国心血管领域如果未来不建立服务关爱的康复二级预防体系，我们只谈药物，谁比谁新，谁比谁好，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