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时值长城会二十华诞，作为长城会的创始人和主席，您能否总结一下二十年来长城会的发展历程，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胡大一教授：长城会1990年开始举办，当时以导管为主的介入技术在中国刚刚启动，但美国和欧洲发展比较快，我们举办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搭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打破封锁，传播技术，使广大中青年医生尽快掌握技术，更快应用于临床，使更多患者享受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最初5年的长城会的名称是长城介入心脏病学或射频消融培训课程，主要采取电视实况转播，病例示范的模式。长城会之前，国内都是采取讲课培训，没有这种教学模式。长城会首先在国内引进了这种模式，带出了大批技术骨干，现在这些骨干在全国各地开展介入治疗。这一时期，长城会的课程在射频消融及冠脉介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在介入技术发展以后，我们意识到心血管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学科，不能只涉及技术方面，长城会应该逐渐走向整体化，作为一个总体心脏病学继续教育和信息传递的学术平台，涵盖心血管领域的各个学科，包括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 第三个阶段，进一步走向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这同时也适应国际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美国心脏病学学会（ACC）和心脏协会（AHA）非常明确响亮地提出“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等这样的概念，认为心血管疾病是代谢性血管疾病，而且心脏学科和内分泌学科的专家双方都认可了这个交叉的平台，不单纯针对心血管一个学科，而是拉动各个相关学科，这就有了长城会论坛：整体医学、心肾对话，甚至心血管检验学、心脑对话，出现了整体医学和学科交叉融合论坛化的一个新趋势。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近年来，强调学科发展的新趋势——预防，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长城会明确推出“公益、规范、预防和创新”四面旗帜，希望能不断发展壮大，走的更远，最终与美国、欧洲几个重大学科会议接轨。 

    《国际循环》：长城会成立以来的发展壮大有目共睹，为促进我国心脏病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每年的长城会都会推陈出新，异彩纷呈，与往届的会议相比，今年的长城会有哪些特点和亮点？ 

    胡大一教授：基于责任转身，“领跑健康中国2020”是今年重要的话题。今年是中央政府和卫生部医疗卫生改革方案和健康北京10年规划推出的一个年份，我们举办这样一个高水平、大规模的学术会议，主要是配合和呼应国家卫生改革和健康中国的趋势。我们强调“心血管医生领跑健康中国2020”，主要是因为心血管疾病的特点：常见、可控、证据多，预防措施具体、可操作，相对容易看到实效。因此，心血管疾病的防控可能是一个杠杆的支点，用最小的力气撬起整个防控事业，这些预防措施一旦落实很容易拉动整个慢病防控的宏伟事业。从心血管疾病方面，做到控烟戒烟、有氧运动、合理饮食，控制精神情绪的紧张，这不止对心血管疾病，对肿瘤、糖尿病等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心血管疾病具有杠杆支点的效应。第二是考虑到心血管防治团队，心血管学科由于介入治疗的发展，学科医生数量大，相对素质较好，对工作比较热情。另外由于老百姓很关注心血管疾病，也很关注心血管医生讲解的内容，因此心血管医生对公众影响大。过去大家比较关注介入治疗方面，最近5年来，预防意识逐渐增强。所以，这个团队有充分的能力胜任领跑：抓住机遇，承担责任，成功转身，开创中国心血管疾病预防和慢病预防的新局面。 

    《国际循环》：今年是长城会20周年，您作为第一个将国际会议引进国内的著名专家，能否评价一下中国心脏病学会议的发展历程？另外，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国内的会议发言内容一直以来都很难摆脱“炒冷饭”的情况，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未来中国心脏病学会议的发展能够避免这一情况，更体现中国的特色？
 
    胡大一教授：中国心血管领域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同步的。过去30年中国发展迅速，心血管领域也发展辉煌。但是，始终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符号：“Made in China”，都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中国是全世界的小提琴、皮鞋的加工厂，但对于定价没有话语权，因为没有中国设计，没有中国创造，没有中国品牌，心血管领域也一样。所有的技术都是跟进的技术，包括支架置入、消融技术、溶栓技术等。所有的临床试验中，我们贡献病例，但试验设计不是我们的。所以我强调学习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能够让中国心血管学术界对世界的心血管的预防控制事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关键是提倡四面旗帜，包括高举创新的旗帜。要做创新的事业，获得创新的结果，首先要培养创新的团队。所以，目前迫切需要团队的转型，从过去培养技术型团队，转向学习型和创新型团队，未来可能要进一步培养中青年的复合型人才。现在最大的产出新的创新成果的环节是临床医生和流行病学专家的整合，形成“中国牛津”，“中国约瑟夫团队”。但这两个团队在中国的大学里长期分道扬镳，即使合作也不协调，这是因为大家没有看到长远利益，没有看大局，都是局部的围墙文化，所以现在需要打破围墙，尽快组建中国临床流行病学团队，临床试验团队，两者真正组合在一起，让大家放弃眼前的局部利益，着眼于中国未来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中国走向更高的创新水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另外，目前35岁左右的青年专家出国显然不应该学技术，而应该到世界临床试验最先进的中心，和他们的团队一起工作，边工作边学习，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做什么。回国后设计中国的试验，建立中国的数据库，由中国试验产生证据，利用这些证据修改指南。但是，这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尽快构建一个学习型团队。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觉得外国人会做的，我也会做，缺乏整个战略思考。第二是缺少思想文化人文内涵的建设，缺乏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就不得不“炒冷饭”。本人作为新一届的主委，主要是对现在的核心团队、副主委、常委、技术部委员做思想发动，转变理念，未来10年把我们的团队建设为有思想、有文化、有战略的团队。所以，不仅要发动现在的团队，预备团队也非常重要。目前，我们主要是师傅带徒弟，导师带学生，不像发达国家一样，一代引领下一代。比如最近辉瑞的传道项目，带领中青年医生到哈佛去，看看他们的同龄人如何思考，如何规划他们的人生，让大家站的更高，看的更远。这项工作非常好，以后需要多多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