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心源性猝死是异常凶险的心血管疾病，已成为猝死的首要病因。心源性猝死防治工作是心血管病领域的重点和难点，亟需有效的预防手段和诊治策略。针对目前我国心源性猝死的防治背景及其现况，《国际循环》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姚焰教授进行了专题解析。
编者按：心源性猝死是异常凶险的心血管疾病，已成为猝死的首要病因。心源性猝死防治工作是心血管病领域的重点和难点，亟需有效的预防手段和诊治策略。针对目前我国心源性猝死的防治背景及其现况，《国际循环》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姚焰教授进行了专题解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姚焰教授
危害巨大，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心源性猝死具有发病急骤、后果严重等临床特点，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临床实践中，降低其发生率主要取决于对高危人群的早期识别和正确干预。需注意，目前我国心源性猝死的防治现状与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体制与政策方面，医疗卫生领域对公共卫生预防工作的长期忽视及三级分诊制度推行的不顺无疑是重要原因，导致的结果是迄今国人各种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仍是未知。根据阜外医院“十五”计划的一项研究结果，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的总数超过50万人。但囿于研究时间、经费和取样人群等因素，此数字可能显著低于真实的猝死率。
究其原因，一方面，以冠心病为主的缺血性心脏病是导致全球范围内心源性猝死的头号病种，而在过去30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巨变，我国的冠心病发病率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由于至今尚无全国性的健康宣教和行业性的防控措施，其发病率增长势头依然方兴未艾。换言之，仅由于冠心病而导致的心源性猝死率依然在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自主神经失衡在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模式和压力的剧增则是心血管病乃至心源性猝死的重要“推手”。此外，遗传性离子通道病的发生率及分布情况，在我国也是未知。因此，我国每年的猝死病例数可能远超50万例，且可能仍快速增长。
形势严峻，防治工作还需因地制宜
我国社会已进入独生子女成为社会中坚群体的时代，即猝死高危年龄，因此，尽快理清国人的器质性与遗传性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发病率和危险因素，建立适合国情的预防体系已刻不容缓。针对于此，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承担了国家“十三五”重点科研项目，同时牵头覆盖全国主要区域的十家主要心律失常中心，旨在明确我国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流行病学情况、建立危险分层体系并探索和推广一系列适合国情的低价高效的防治手段。
在预防干预方面，确实存在国外已有的成熟措施未能在我国得到有效普及的情况。例如在发达国家，植入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及心室同步化起搏-电复律除颤器CRT（D）是猝死高危患者的一线防治措施，但以上器械在我国去年的植入量仅6000余例，即仅有不到1%的猝死患者能接受该治疗。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医学继续教育工作有待提高的因素，更有国情差异的现实。此外，不仅高昂的费用，ICD植入后给患者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压力也不容忽视。因此，生搬硬套显然不可行。事实上，即使发达国家，其植入率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德国与英国，均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均相似，但前者的植入率约是后者的4倍，其原因既有文化差异，更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水平和医疗保健体系投入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对我们更有参考意义的日本，其植入率也远低于英国。以上均提示临床医生应探索适合国情的防治措施。
众志成城，共同开展防治工作
事实上，预防猝死并非意味着昂贵的器械植入或介入治疗。就冠心病而言，美国的数据表明健康宣教可明显、持续地减低冠心病的发病率。因此，一方面通过卫生宣教、推广或恢复传统的健康饮食及生活习惯等可收到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无论是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ARVC）等器质性心肌病抑或遗传性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通过降低运动水平、应用肾上腺素受体抑制剂或阻断交感神经等措施，均可有效降低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作甚至降低猝死发生率。但以上防治工作在我国的开展几乎空白，亟需临床医生去探索、验证以及尽快推广。
综上所述，心源性猝死的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心血管疾病专科医生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同仁一起努力，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危人群甄别与干预措施，造福于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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