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众所周知，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重要机制。那么，炎症到底在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改变中发挥了怎样的角色?在长城心脏病学大会（GW-ICC 2020）高血压与血管功能专场，河北省人民医院的郭艺芳教授就此做了专题解析。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降压治疗可显著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风险。但其深层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既往我们认为降压治疗的获益源于降压本身，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炎症可能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有研究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阻断剂可抑制炎症因子，保护血管内皮功能。不过，目前有关炎症在降压药物治疗中到底有多少获益，尚无定论。此外，抗炎治疗是否能够降低高血压相关靶器官损害发生风险也仍存争议。
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学说
早在1858年，Virchou基于病理改变提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炎症假说。随着相关证据的积累，20世纪60年代，Ross提出了损伤反应学说。其后，20世纪80年代，ICAM/VCAM等炎症因子的发现揭示炎症反应在血管内皮损伤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9年Ross也修改损伤反应学说为炎症学说。后来，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细胞间粘附分子-1、血清血管细胞间黏附分子-1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等炎症因子的发现与深入研究则进一步支持了该学说。
2017年 CANTOS研究结果的发布带来了实质进展。该研究入选10 061例既往有心肌梗死且高敏C反应蛋白（hs-CRP）≥2 mg/L的患者，将其随机分配接受三种剂量选择性抑制IL-1β的人源单克隆抗体Canakinumab治疗或安慰剂治疗。平均随访3.8年发现，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Canakinumab 150/300 mg治疗可使患者hs-CRP降低39%，主要终点（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和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15%（P=0.007）。至此，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假说真正升级为炎症理论。
IL-1β能够持续驱动炎性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而Canakinumab能与IL-1β高亲和力结合，从而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此外，近年来研究发现，其还能降低肺癌死亡率，降低痛风风险，可谓是一种神奇的药物。
血管内膜炎症损伤——早期动脉硬化的表现之一
血管紧张素和内皮素1可通过炎症机制促进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血管紧张素II可通过刺激血管外膜、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NADPH/NADH氧化酶导致内皮功能失调、细胞增殖及炎症，以及内皮素1、黏附分子、NF-κB及其他炎性介质的上调。NK-κB系统被认为是细胞内主要的炎性反应信号通路，介导了大部分血管炎性反应。
高血压致血管内皮功能的损伤的机制解析
高血压可通过直接及间接机制损伤血管内皮功能。一方面，其可通过物理损伤即剪切应力直接损伤血管内膜。另一方面，还可上调白细胞黏附分子、趋化因子、特异生长因子等多种炎症因子，通过促炎机制间接损伤血管内皮功能。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C反应蛋白水平增高，这无疑支持了高血压的促炎机制。而降压治疗则可减轻机械损伤，降低炎性标记物的活性水平。
动脉重构——血压增高的结构基础
动脉炎症导致其重构，是血压增高的结构基础，具体机制总结如下：
首先，TGF-β1活化、细胞外基质胶原蛋白积累增加，可导致血管壁机械性改变、舒张功能受损、顺应性降低，导致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
其次，炎症状态可促进和加重血管重构，导致血压增高；
再次，血管功能改变触发炎症反应与血管内皮损伤，也可导致血压升高；
最后，氧化应激与炎性反应相耦合，加重血管结构及性能改变，导致血压升高。
总之，炎症与高血压互为因果，炎症在高血压靶器官损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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