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会救人，才能人人可获救
编者按：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医药卫生领域的代表和委员带来了许多提案，为实现“健康中国”的蓝图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杨杰孚建议出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国家标准，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于“救命神器”AED，《国际循环》有幸邀请到杨教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陈韵岱教授，深入探讨今年两会“医线”话题。
杨杰孚教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心脏中心主任
《国际循环》：今年两会，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出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国家标准 提升我国心血管急救能力》的建议。请问这一提议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现况和背景？
杨杰孚教授： 我今年之所以提出这份提案是基于我国的现状，在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健康的头号杀手。而在心血管疾病死亡中，因心脏猝死者超过一半，据估计我国近年来每年猝死者在100万以上。其中95%的猝死发生在院外，生存率不足1%。因为心脏病猝死患者的抢救黄金时间是4-6分钟，要求第一目击者及时施救，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目击者不是医务人员，所以经常错过抢救时间而发生死亡。
心脏猝死的发生机制是心室颤动，对于心室颤动最有效的就是除颤器除颤。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医疗设备，可在院外急救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AED引入我国已经有10多年，但目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使用率很低。
AED标识
AED在我国配置很少，中国每10万人不足0.5台，远低于 100 台 /10 万人的国际水平，且分配欠合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及杭州等一线大城市。此外，AED的配置规划和管理没有统一标准，大部分城市急救设施配置和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
上海地铁站配备的AED
除了没得用，老百姓也不会用，不敢用。虽然AED使用简单，但仍然需要培训。而我国受过急救培训的人员比例还不到1%，即使有人会使用，也担心救治失败承担法律风险而不敢施救，所以我国AED推广受到很多限制。
《国际循环》：诚如您所提到的，AED处于“没得用”、“没人会用”、“没人敢用”的三无状态，为了推广AED、提高心脏救治率，您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比如投放量、培训、法律法规完善等？
杨杰孚教授：首先需要增加AED数量，可由国家出资、企业捐赠或单位自行购买，此外加强AED国产化进程，努力逐渐实现AED全部国产化，可大大降低AED费用。同时合理布局AED在各重要地方的安置，如在学校、机场、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量大的场所优先配置AED，并有重要标志，让大家容易发现。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国家标准，由行业学会联合培训推广AED使用。在培训推广过程中，通过公共媒体、互联网，让老百姓了解、知晓、应用AED，争取使已经配置AED的单位人人都会使用，让公众真正可以承担心脏骤停现场急救的重要任务，把握“黄金4分钟”！
由于心脏骤停导致的死亡率很高，即使在4-6分钟之内实施正确的急救，死亡率也高达50%，因此必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施救者权利。避免施救者因急救失败而承担法律责任，以打消救治者的后顾之忧。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大家才会用且敢用AED。另外，要通过大力宣传，提高公众急救意识，尤其要鼓励表彰施救者，促使公众树立全面急救意识，树立全民道德风尚。
陈韵岱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主任
《国际循环》：过去的2020年里，AED曾多次引起热议，比如北京计划2022年所有地铁站配备AED，但AED的使用仍存在许多问题，您也提到要借助科技力量进行疾病宣教。那么，在AED的推广中应该注重哪些关键问题？
陈韵岱教授：谈到AED的推广，我想分为两个角色来讲，一是我们自己，二是作为旁人。
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
作为民众，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情况会出现突然倒地，即健康风险的教育，提高自身对心源性猝死最科普的认知，掌握突发晕厥或心源性猝死的表现。
我们不能总在出事以后才意识到危险。如果每个人都积极提升自己对心脏猝死、高危人群的认知，那么当你知道有脑卒中、高血压家族史的猝死风险更高时，可能就会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生命和健康的重视必然也应该是全民化的，而不仅仅只是医疗人员做宣教。健康是能够以多种形式宣教的，现在短视频程序非常流行，但甚少谈论疾病，我们可以在这些年轻人所关注的媒体平台开展科普宣教。
除了提升认知，还需重视体检，尤其关注其中和心脑血管相关的指标。虽然现在公众对疾病的认知提升了，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也在增加。认识自己的血压、心电图、糖代谢等指标，就是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跟开车上路前做年检一个道理。
“知信行”模式即知识、信念和行为，其中“知”是最难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最首要关键是提高知晓率，这也是需要科技助力科普的原因。随着健康医疗的平台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借助可穿戴智能设备，随时随地关注自己的心率、血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从而关注自己的生活行为。
第二个角色是作为旁人，要知晓对身边的人的责任。AED是由施救者，即旁人来使用。很多时候，大家作为旁观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发生猝死时，我们自己的命自己是做不了主的，就看你倒在谁的边上。
我记得2017年曾有过一篇报道：福建省立金山医院妇产科辛长征医生的儿子在公交车上心脏骤停倒地，十几分钟内无人施救，送至医院时早已回天乏术。自此辛医生致力于心肺复苏普及公益活动，希望类似的悲剧能不再发生。
2017年报道截图
也是2017年，我们前往延安做公益的时候，在机场摆渡车上，有个女孩突然倒在我们五个军医的边上，我们立刻上前，一个摸颈动脉，一个试呼吸，随即开始心肺复苏，20秒左右女孩的心跳重新恢复。热搜还有人评论说“这个女孩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当发生心源性猝死时该怎么去做。当你身边的人突然倒地，如果你无法判断，立刻打开AED，AED不仅可以除颤，也可以识别是否是室颤导致的休克。如果是心脏停搏可以马上进行心肺复苏。此外现在的腕表也可以采集心电图，识别恶性心律失常。
提高知晓率，同时结合AED的投放，对医护专业队伍、公共场合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民生举措。
《国际循环》：健康中国也提倡要将疾病防治的关口前移。除了AED等急症救治以外，在高血压、心力衰竭等慢性疾病管理方面，也有很多代表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您如何看待我国慢病管理体系的建设？
陈韵岱教授：正如医疗卫生专业代表们提到的高血压、心衰慢病管理，我也认为主要是抓两头。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源头，心衰则是尽头。
高血压在整个心血管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的链条上是始动性的。我国高血压人口达3亿之多，何时形成了成熟的高血压慢病管理模式，就意味着我们取得了群防群治的成功。当下高血压慢病管理体系的建设还需要投入更多的重视。在高血压的预防、治疗、管理方面达到群防群治，需要既有个性化，同时能够群体化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最新的高血压、心衰指南已经开始关注患者教育以及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配合，随着强化管理的重要性，医疗机构也将逐渐往全程化管理方面转移投入。
此外慢病管理的前端还有待完善。我们总是讳疾忌医，直到出现症状才察觉高血压。因此居家评估，随时随地的便携检测，是未来的趋势。为了提高知晓率，我们团队近年一直在探索利用移动医疗设备居家进行慢病筛查、干预临床结局的模式，曾在ESC大会多次报告，其核心是结合华为腕表，将房颤筛查放在院外，放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2020年研究结论发表于JACC，结果证实智能技术支持的慢病管理，以及其良好的依从性，可有效地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
心衰相当于“生命最后一公里”，其救治更为复杂，瓶颈在于心衰的复杂病因以及慢病长期管理的规范。一旦患者发生心衰，治疗目标为减少再住院率，这需要持续的，由受过医疗培训的专业随访队伍进行管理，因此社区和居家医疗服务技能的提升是关键。
慢病管理制度还可以与国家心血管病注册数据库结合，考虑分片区随访跟进。在“十三五”、“十四五”时期的很多科技攻关项目，应该逐渐转化到实际的医疗流程服务中，胸痛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模板。
卫生医疗体系的干预是必须的，如果只不断增加财政支持，却不建立体系，那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要做好慢病管理都是极大的困难。“健康中国人”要做好慢病管理，这已经不是该不该做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条路径提升到重要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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