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近年来有明显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需从多个方面努力加以改善。在高血压药物治疗方面，联合治疗尤其是单片复方制剂（SPC）近年来受到国内外指南力荐，甚至推荐起始即应用。对于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的降压治疗，国内外多个指南或共识均推荐β受体阻滞剂（B）与钙通道阻滞剂（C）作为优选用药，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中更是将B+C作为优选联合降压治疗方案之一，且二者的SPC已经在中国上市。基于此，本刊近期邀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解析，与大家分享如何改善中国高血压管理现状以及在高血压合并冠心病降压治疗中B+C SPC的应用优势。

 

 

 

 

    高血压“三率”改善需多方出力，各个击破

    霍勇教授：过去几十年，中国高血压发病率持续上升，背后原因涉及高血压预防、生活方式改变、各种环境因素以及人口老龄化，这些对高血压的“三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三率”不高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更低一些。若要提高中国高血压的“三率”，需结合中国人群和医疗卫生防治体系的特点，欧美成功经验可借鉴但不能照搬。

 

    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将“三率”分开来讲。患者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然后才能有后续的治疗，而知晓率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医院和医生的事，而是社会公众、国家政策、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事。治疗率的控制相对比较复杂，既涉及公众知晓，也牵扯到专业治疗，同时卫生政策也起很大作用，比如提高药物可及性等。关于控制率，其在专业层面上与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关系更密切。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医院和医生主要能做的就是控制好患者的血压。在高血压管理中，提高控制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高血压达标中心成立的重要原因。当然，医疗机构发挥作用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患者能否坚持治疗等方面。我们也在不断推动或呼吁在政府层面逐步提高治疗率，尤其从公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方面逐渐提高知晓率，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善我国高血压“三率”过低的问题。

 

    霍勇教授：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治疗达标是第一要务。既往数据表明，单药治疗仅可使约1/3患者血压达标，绝大部分患者需使用≥2种降压药联合治疗。在联合治疗方面，与相同剂量药物的自由联合相比，SPC对于血压达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起始应用更有利于血压控制。而且，SPC还能够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尤其经过数十年研究证据的积累，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指南均强调SPC在高血压治疗中的应用。鉴于使用SPC对提升高血压达标率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了《单片复方制剂降压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并于2019年再次更新，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了规范化指导。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的降压药物选择与不合并冠心病者大多类似，从降压目标值来说，尽管现在不要求所有患者血压均降至130/80 mm Hg以下，但从冠心病相关临床研究可见，若患者能够耐受，严格控制血压有利于更好地改善预后，获益更大。

 

    B+C SPC用于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治疗的优势

    霍勇教授：β受体阻滞剂是冠心病治疗的一种基石药物。考虑到长期应用β受体阻滞剂对心脏的保护作用，能够控制心率、减少事件的发生，我们仍建议冠心病患者尤其合并高血压者应该充分使用或更合理使用β受体阻滞剂。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心率是一个重要的干预靶点，其控制程度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对于存在心率快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首先要考虑使用β受体阻滞剂进行降压治疗。即使不合并冠心病，中国高血压指南推荐β受体阻滞剂仍为一线降压药物。临床上可以看到，尤其年轻高血压患者心率很快、舒张压很高，应用β受体阻滞的效果非常好，不仅能够控制血压和心率，更重要的是具有长期心脑血管保护作用。

 

    在《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中，B+C被推荐作为优选联合降压治疗方案之一。B+C SPC的推出为这一推荐提供了更好的治疗选择。在B+C治疗方案方面，我们积累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证据，证实其更适合相当一部分中国高血压患者应用，尤其是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

 

    比索洛尔是一种β1受体高选择性的β受体阻滞剂，相比其他β受体阻滞剂对于高血压或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治疗更加有利。而氨氯地平作为钙通道阻滞剂的一个重要代表药物，是一个百搭药物。这两种药物联合应用能够针对高血压和冠心病的主要发病机制——高交感和RAAS激活，降压的同时改善心率。而比索洛尔氨氯地平片为一种分子长效SPC，个体间药代动力学变异性低，药物相互作用少，能够平稳持久控压。从指南推荐到循证医学证据，比索洛尔氨氯地平片都更加适合中国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长期应用。